十三 无良资本家巧计羁绊，痛失翻本良机

就这样，我再次破产了，这次真是糟透了，交易手法错到不能再错，糟到不能更糟。我身体有病、精神紧张、情绪低落，不能平静地思考问题。也就是说，我当时所处的精神状态，绝不是一位投机者交易时应有的精神状态。每件事都不顺，喝凉水也塞牙缝。说真的，我开始胡思乱想，觉得冷静判断力已经离我而去，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动用大笔头寸——比如说，超过10万股——我担心如果做小额交易，自己可能表现不出良好的判断力。如果你只拿着100股，即使是正确的，似乎也没有多大价值。曾经沧海难为水，大头寸大来大去，再让我交易小头寸，何时应该实现利润，我觉得心里没底。我没法向你解释我当时的感觉是多么无能为力。

再次破产，一蹶不振。债务缠身，而且自己的做法错误！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成功之后，由于若干错误的诱惑，我当时的处境比当初从对赌行起家的时候还不如。其实，这些错误本可以帮助我铺平通向更大成就的道路。关于股票投机的行当，我已经学到了很多，然而，还是没有学到太多关于人性弱点如何作梗的内容。世界上没有哪个人的头脑能够像机器一样不论什么时候总是保持同样的效能，让你始终可以依赖。现在我终于认识到，我做不到始终如一地免受其他人或坏运气的影响，并不完全靠得住。

金钱的损失对我的影响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其他麻烦却有可能，而且的确令我困扰不已。我仔细研究自己的灾难，当然，用不着太费周折就能看出我在什么地方干了蠢事。我找出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要想在投机市场把交易做好，就必须彻底反省自己。为了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有可能愚蠢到何等地步，非得经历一个长期的自我教育过程不可。有时我甚至认为，只要能够让一位投机者切实学会始终避免骄傲自负，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不为过。数不清的俊杰人士功败垂成的先例，都可以直接归因于当事人的骄傲自负——普天之下人人皆有可能染上的一种通病，其代价高昂，对华尔街的投机者来说尤其如此。

被这样的感受包围着，我在华尔街度日如年。我不愿意做交易，因为自己状态不佳。我决定离开一段时间，到其他地方找到一点本金。我觉得，换一换环境有助于重新找回我自己。于是，被投机的行当打败之后，我再度离开纽约。我的境况比破产还糟，因为我欠下了超过10万美元的债务，分布在各家经纪商之间。

我来到芝加哥，在那儿找到一笔本金。数额不算大，但这只不过意味着我需要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才能把财富重新赢回来。我曾经与之做过生意的一家经纪商对我的交易能力信心十足，愿意让我在他们的营业厅从小额开始交易，以证明他们很有眼光。

我十分小心地开始交易。我不知道，要是我一直待在那儿，最终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然而，在这期间发生了我职业生涯中最不寻常的一段经历，使我缩短了原拟在芝加哥的时间。这个故事说来令人几乎难以置信。

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卢修斯·塔克（ Lucius Tucker）的电报。我早就认识他，最初他还是一家纽约股票交易所会员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我曾经和那家公司做过一些生意，但是后来和他失去了联系。电报这样写道：

速来纽约。

L．塔克

我了解到，他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得知了我的窘境，因此肯定藏着什么主意。与此同时，我也没有钱可以用来浪费在不必要的纽约行程上，于是我没有照他说的办，而是通过长途电话找到了他。

 “我收到了你的电报，”我说，“什么意思？”

“意思是纽约的一位大银行家想要见你。”他答道。

“哪一位？”我问。我想不出可能是谁。

“到了纽约我就告诉你，否则告诉你也没用。”

 “你是说他想见我？”

 “是的。”

 “为啥事呢？”

 “他要当面告诉你，如果你给他这个机会。”卢修斯说。

“你能不能写封信给我？”

“不行。”

“那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说。

“我不想在电话里谈。”

 “听着，卢修斯，”我说，“至少告诉我，到底会不会白跑一趟？”’

 “肯定不会。你来一定对你有好处。”

 “能不能给我一点儿暗示什么的？”

 “不行，”他说，“这对他不公平。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到底他打算为你做到什么程度。但是接受我的忠告，来吧，赶快来。”

 “你确定他确实要见我？”

 “除你之外没有别人。最好来，我跟你说。给我拍电报，通知我哪趟火车，我到火车站接你。”

 “那好吧。”我回道，挂了电话。

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如此神秘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卢修斯是善意的，而且他一定有很充分的理由才会做电话里的那番表示。再则，我在芝加哥的发展并没有奢侈到让我难分难舍的程度。按照我目前交易的速度，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积攒足够的资金，恢复我旧有的交易规模。

我回到纽约，对即将发生什么事情一无所知。实际上，我在火车上不止一次害怕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结果既要搭进去来回的车票钱，又要浪费时间。我没有猜到我即将开始我这辈子最出奇的一次人生经历。

卢修斯在火车站接我，一见面便开门见山，说他之所以要我来是应丹尼尔·威廉森（Daniel Williamson）先生的紧急要求，后者来自著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经纪公司威廉森—布朗公司（Williamson & Brown）。威廉森先生要卢修斯转告我，他要向我提出一项商业计划，他确信我会接受这个提议，因为对我非常有利。卢修斯发誓，他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计划。从该公司的声望来看，可以确保不会要求我做任何不恰当的事情。

丹尼尔·威廉森是该公司的高级成员。该公司早在19世纪70年代由埃格伯特·威廉森（Egbert Williamson）创立。公司里并没有“布朗”其人，过去也一直没有这么个人。在丹尼尔的父亲的时代，该公司一直非常显要，丹尼尔继承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他并不十分在意外面的业务。他们拥有一位价值100个普通客户的大客户，阿尔文·马昆德（Alvin Marquand），丹尼尔的姐夫，后者不但是十来家银行和信托公司的董事，还是规模庞大的切萨皮克—大西洋铁路（Chesapeake and Atlantic Railroad）的董事长。在铁路世界里，继詹姆斯·J·希尔（James J．Hill）之后，他是最活跃的人物。同时，他还是一个势力强大的银行家小团体的发言人和显要成员，人们称该群体为福特·道森帮（Ford Dawson gang）。据说他的身价在5000万美元到5亿美元之间，具体数额要看说这话的人是怎么评估的。当他过世的时候，人们发现他的身价为2.5亿美元，都是从华尔街挣来的。可见他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客户。

卢修斯告诉我，他刚刚接受了威廉森—布朗公司的一个职位——一个为他量身定做的位子。按照计划，他将成为促进公共关系和大众业务的某种角色。该公司正致力于扩展大众客户的佣金业务，卢修斯建议威廉森先生开设几家分支机构，一家开在上城最大的饭店里，另一家开在芝加哥。我的印象是，他们打算在后面这家分支机构里给我提供一个位置，可能是营业厅经理，而这样的安排我是不大可能接受的。我没有当即拒绝卢修斯，因为我认为最好等该公司正式提出提议后再拒绝比较稳妥。

卢修斯带我走进威廉森先生的私人办公室，把我介绍给他的上司，然后赶紧离开了办公室，好像在他同时认识双方的情况下不愿意被人当成见证人。我预备洗耳恭听，然后说不。

丹尼尔·威廉森非常友善。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绅士，举止无可挑剔，面带微笑。我能看出他很容易交到朋友，也很容易维持友谊。为什么不呢？他身体健康，自然心情不错。他有用不完的钱财，因此别人不大可能怀疑他居心不良。这些优势，再加上良好的教育和社交训练，使他很容易做到不仅礼数周全而且友好待人，不仅友好待人还可以热心助人。

我没吭气。我没什么话说，并且，我总是让其他人先把话说完，然后才说自己的。曾经有人告诉我，已故的詹姆斯·斯蒂尔曼，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长——顺便说一句，他是威廉森的一位密友——有一个惯例，不论谁来向他提议什么事，他都会面带无动于衷的表情静静聆听对方叙述。等对方说完了，斯蒂尔曼先生会继续看着对方，好像对方还有话没说完似的。于是对方感觉非得再说点什么不可，果然继续下去。只是简单地看着和听着，斯蒂尔曼经常能够让对方提出对他的银行更有利的条件，比他本人原本打算开口提出的条件优惠得多。

我之所以保持沉默并不是为了让人家提出更优惠的交易条件，而是因为我喜欢了解有关事项的所有事实。让对方把他想说的话说完，你就能够当场做出决定。这一招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这样可以避免争论，避免毫无建设性的漫长讨论。就我参与其中的角色而言，几乎所有别人向我提出的商业建议我都可以通过回答“是”或“否”来确定。然而，刚开始的时候没法说是或否，除非等到对方把整个提议完整地交代清楚。

丹尼尔·威廉森说，我听。他告诉我，他已经听说了我在股票市场操作的很多情况，他很遗憾我已经离开我过去的领域到棉花市场去经营了。是我不走运，而他也差这一份荣幸，没有早一点儿见到我。他认为我的专长还是在股票市场，我天生就是干这行的，不应该偏离这一行。

 “这就是其中的缘故，利文斯顿先生，”他愉快地总结道，“为什么我们愿意和您做生意。”

 “怎么个做法呢？”我问他。

 “让我们当你的经纪商，”他说，“我的公司愿意做你的股票生意。”

 “我很乐意把生意给你，”我说，“可是我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他问道。

 “我没钱了。”我回答。

 “这不成问题，”他说着，脸上露出友好的微笑。“我资助你。”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支票簿，写了一张支票，递给我，给我2.5万美元让我下单。

 “这是为什么？”我问到。

 “为了让你把它存在你自己的银行。你可以签你自己的支票。我要你在我们的营业部做你的交易。我不在乎你是赢还是亏。如果这笔钱花光了，我会再给你一张个人支票。所以你用不着对这一张过于小心在意。明白？”

我知道这家公司很有钱、业务很好，并不在意任何人的生意，更不用说送某人一笔钱让他存进去做保证金，并且他这事做得也太好心肠了！他不是给我在他的经纪公司一笔信用额度，而是给我真金白银，因此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笔钱从何而来，唯一条件是我做交易应该通过他的公司进行。不仅如此，他还承诺，如果交易不如意，他还会支付更多！无论如何，其中定有缘故。

 “什么道理呢？”我问他。

 “道理很简单，我们希望在这间营业部里有一位人人都知道的很活跃的大客户。每个人都知道你在空头一边动用大笔头寸，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你是位著名的豪赌客。”

 “我还是没昕明白。”我说。

 “我对你坦诚相见，利文斯顿先生。我们有两三位非常富有的客户，他们大手笔买卖股票。当我们卖出1万～2万什么股票的时候，我不希望华尔街怀疑他们卖出了他们做多的股票。如果华尔街知道你在我们营业部交易，就不知道抛到市场的股票到底来自你做空，还是其他客户抛出他们原来做多的股票了。”

我马上明白了。他打算利用我的豪赌客名声来掩盖他姐夫的操作！事情是这样的：一年半之前，我曾经在空头一边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斩获，从此之后，华尔街的街谈巷议和那些愚蠢的流言编造者便添了一个毛病，把每次股价下跌都怪罪到我头上。直到今天，每当市场非常疲软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是我袭击市场。

我用不着多想，一眼就看出丹尼尔·威廉森正在给我提供一次卷土重来的机会，很快就能卷土重来的机会。我接过支票，存入银行，在他的公司开了一个账户，马上开始交易。市场行情活跃，行情广度也足够（图9.3和13.1a），这样就用不着局限在一两个板块的范围内。正如先前所说，我已经开始担心自己丧失了一击必中的本领。还好，看起来没有丢掉功夫。在3个星期的时间内，我已经凭着丹尼尔·威廉森借给我的2.5万美元挣到了1.2万美元的利润。

图13.1a  从图9.3看，1909年上半年行情尚坚挺，下半年行情平淡；从本图来看，1910年上半年行情尚瘦软，从1909年到1910年上半年大体“市场行情活跃、行情广度也足够”。当时利弗莫尔大约32、 33岁，进入了在华尔街的第三次下降阶段，这一次整个过程漫长而痛苦。1910年10月后市场开始了4年多的窄幅震荡。

我去找他，对他说：“我找你把2.5万美元还给你。”

 “不，不！”他说着，连连摆手，就像我递给他的是掺着蓖麻油摇出来的鸡尾酒。“不，不，我的孩子。不急，等你的账户滚到一笔数字以后再说。现在且不用想这个。你刚刚挣了一点儿零花钱而已。”

这里正是我犯错误的地方，我对这个错误追悔莫及的程度超过了自己在华尔街生涯里的其他所有错误。它给我带来了多年难以休止的沮丧和苦闷。我本该坚持要他收下这些钱的。我已经朝向取得比我曾经损失的财富更大财富的方向迈进，而且步子还比较快。在3个星期之内，我的平均获利率达到了每周150%。从此以后，我的交易成果将会呈现出稳步增长模式。然而，我没有把自己从讲义气的负担中及时解脱出来，而是任由他的意志左右，没有坚持让他收下那2.5万美元。自然，因为他不肯把他预付给我的2.5万美元拿回去，我的感觉是，我也不能毫无负担地取出我的利润。我对他非常感激，但是我天生不喜欢欠人钱财或者欠人人情。我能够用钱来偿还那笔钱，但是其中包含的恩惠和善意却必须同样用善意才能偿还——你很容易发现，知恩图报的代价有时候是极其高昂的。

我留着这笔钱分毫未动，继续我的交易。进行得非常顺利。我已经恢复了自信，我确信自己用不了太久就能够重新回到1907年大踏步前进的状态。一旦进入这样的状态，我的全部祈求不过是市场行情能够稍微维持得久一点，那我就能够挽回自己的损失。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已经甩掉了站在错误一边的习惯，那个迷失自我的毛病。这个毛病曾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混乱，不过现在我已经从中得到了教训。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转为看空，开始卖空几种铁路股票。其中包括切萨皮克一大西洋铁路。我想我建立了它的一个空头头寸，大约8000股的样子。

一天早晨开市之前，当我到达城里的时候，丹尼尔·威廉森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对我说：“拉里，在切萨皮克—大西洋铁路上暂时不要有任何动作。你卖空了8000股，这笔交易不怎么样。我今天早晨在伦敦替你买进轧平了，而且帮你做了多头。”

我确信切萨皮克—大西洋铁路将要下跌。行情纸带已经相当明白地告诉我这一点，不仅如此，我对整个市场都看空，虽然看空的程度还算不上剧烈或疯狂，但是已经足以让我舒心地持有中等额度的空头头寸了。我对威廉森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对整个市场都看空，它们统统会下跌的。”

然而，他一个劲地摇头，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关于切萨皮克—大西洋铁路有些事你不可能知道。我建议你先不要卖空这个股票，等我告诉你安全的时候再这么做。”

我能做什么呢？这样的内部消息不算荒谬吧。这是出自其姐夫担任该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人的建议。丹尼尔·威廉森不仅是阿尔文·马昆德最亲近的朋友，而且对我友善、出手大方。他已经显示了对我的信心，也显示了对我说的是知心话。我没法不对他感激涕零。于是，感情战胜了理性判断，我屈服了，把我自己的判断放到第二位，放到他的要求之后，实际上是把我缴械了。感激是一位体面人不可能没有的感情因素，然而，你必须把它克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能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捆起来。结果，我所知的第一件事是，不仅我所有的利润被一扫而光，而且还另外欠该公司1.5万美元的债务。这件事我感觉糟透了，但是丹尼尔却叫我不要担心。

“我会把你从这个窟窿里拉上来，”他信誓旦旦，“说到做到。不过，只有你配合我，我才做得到。我要你停手，别自己做了。不能一边我为你操作，一边你自己又做，把我的操作统统抵消掉。你只要暂时离开市场一段，给我一个机会替你挣点钱。行不行，拉里？”

现在我再问你：我能做什么？我想到他的好意，不能做出任何可能显得自己不知感激的举动。我已经变得喜欢他了。他非常和气、非常友善。在我的记忆中，从他那里得到的从来都是鼓励。他不断向我保证什么都不会有问题。一天，或许在6个月之后，他来找我，满脸愉快的笑容，递给我几张存款单。

 “我告诉过你我会把你从那个窟窿里拉上来，”他说，“我做到了。”我发现他不仅填上了所有的负债，还另外还留下了一小笔余额。

我觉得自己用不着太费周折就可以把这一小笔滚大，因为市场状态不错，然而他对我说：“我帮你买进了1万股南大西洋铁路（Southern Atlantic）。这是他的姐夫，阿尔文·马昆德，控制的另一家铁路公司，后者同时也操控着其股票的市场命运。

要是有人像丹尼尔·威廉森对待我一样对待你，除了说“谢谢”之外，还有什么说得出口呢——不论你对市场是什么看法。你或许觉得你自己是正确的，但正如帕特·赫恩那句口头禅：“不下注不知输赢！”而丹尼尔·威廉森已经替我下注了——用他自己的钱。

好，南大西洋铁路跌了下来，并维持在低位，我的l万股头寸赔了，我记不得赔了多少，直到最终丹尼尔替我卖掉才完事。我欠他的就更多了。然而，你这辈子都找不到比他更善良的债主了，也找不到比他更能纠缠不休的债主了。他从来没有一声怨言。相反，他总是给你打气，劝你一点儿也不要担心。到头来，他也是按照同样慷慨而神秘的方式给我累积的亏损。

他从来不对任何事情作详细解释。这些都是和数字有关的事务。丹尼尔·威廉森可能三言两语地对我说：“我们通过另外某某交易获利来弥补你在南大西洋铁路上的亏损。”他还会告诉我，如何替我卖出了7500股其他某种股票，从中得到了不错的回报。我可以如实交代，对这些挂在我名下的交易我事先向来一无所知，直到他告诉我亏损已经抹平了。

这样的情形重复了好几次，我开始琢磨，而且我也不得不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我现在的情形。终于，我恍然大悟。显然，我一直都在被丹尼尔·威廉森利用。想到这一点我感到愤怒，然而我更愤怒的是自己没有及早醒悟过来。当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头绪后，立即去找丹尼尔·威廉森，告诉他我和他的公司缘分已尽，就此离开了威廉森一布朗的营业厅。我对他无话可说，对他的合伙人也无话可说。即使说点什么，又有什么用呢？然而，我必须承认，我感到痛心疾首——对我自己痛心疾首的程度和对威廉森—布朗公司的程度不相伯仲。

金钱的损失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无论什么时候在股票市场赔钱，我总是把它理解成自己又学到了新东西，因为在赔钱的同时也增长了我的经验，赔出去的钱实际上是付出的学费。人不得不具备亲身体验，而要得到亲身经历就必须付出代价。然而，我在丹尼尔·威廉森营业厅的这段经历却纯粹带来了许多损害，也错过了一次很好的市场机会。损失金钱无所谓，因为还能把它挣回来。然而，一旦错过了机会，比如我曾经拥有的那么好的机会，它是绝不会每天都来的。

你看，当时的市场状况曾经很适合交易。我的意思是，我当时是正确的，我对市场的解读很准确。那就是赢得百万美元的机会。但是，我让自己的感激之情干扰了自己的操作。我自缚手脚。我不得不按照丹尼尔·威廉森以他的善意要求的那样去做。总起来说，这比和亲友做生意还要难以令人满意。糟糕的生意！

甚至，这还不是这件事最糟糕的地方。最糟糕的地方在于，经过这番曲折之后实际上我已经没有机会再去挣大钱了。市场进入了平淡时期。我的境遇雪上加霜。我不仅损失掉所有资金，而且再次负债——比之前的债务还重。1911年、1912年、1913年和1914年，这些年头是最艰难的一个长时期（图13.1a-c）。根本没钱可挣。市场就是没有机会，因此我的景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糕。

图13.1b  1912年和1913年，市场延续了从1910年8月以来的窄幅震荡行情，道琼斯指数以85为中枢，交替在75～85的下半边和85～95的上半边徘徊。利弗莫尔33、34岁，漫长而痛苦的下降阶段仍然看不到尽头。

图13.1c  1914年上半年行情极为平淡。从1914年7月31日到1914年12月中旬，纽约股票交易所关闭。从1910年到1914年，利弗莫尔“受穷5年”，这是一段相当难熬的漫长岁月。1914年，利弗莫尔36岁，为摆脱一两位苛刻债权人的纠缠，也为自己轻装上阵而宣告破产。这便是前文曾经说过的大教训。1915年终于迎来了像样的牛市行情，当年最大涨幅接近50%，37岁的利弗莫尔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正因为上述大教训，利弗莫尔这次入市特别谨慎。这是他的第四攻上升阶段，当年底其账户余额达到14.5万美元。

亏损也就罢了，然而，如果事前本来已经看出市场前景，这样的亏损才真正令人痛彻骨髓。正是这一点让我始终耿耿于怀、萦绕不去，这么一来自然更加不安心。我知道，容易让投机者失陷的人性弱点几乎数不清。对我来说，从为人处世的道理上说，我在丹尼尔·威廉森营业厅的行为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我是一名投机者，允许任何人情世故的考虑压倒自己的独立判断，则既不恰当也极为不智。感恩图报诚然品行高贵——但是在股票市场上却来不得，因为行情纸带不讲什么义气，更有甚者，它不奖励为人忠诚。当然我也意识到，即使我当时心里明白，也不会换一种做法。我不会仅仅因为自己想要做股票交易就下得了这份狠心。然而，生意永远是生意，我的生意是当一名投机者，而投机者始终应该把自己的个人判断付诸实践。

这是一段非常蹊跷的经历。我会告诉你我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丹尼尔·威廉森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他对我说的话是完全真诚的。每次当他的公司买入或卖出几千股什么股票的时候，华尔街便会立即推测阿尔文·马昆德正在买进或者卖出。的确，他是这间营业厅里的大户，而且他把自己所有的生意都给了这家公司。另一方面，他也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棒的、最大的交易者之一。嗨，我就成了烟雾弹，特别是为阿尔文·马昆德的卖出打掩护。

我入市之后不久，阿尔文·马昆德就病倒了。他的病早被诊断为不治之症，而丹尼尔·威廉森自然在阿尔文·马昆德本人知情之前很久就已经知道了。这就是丹尼尔轧平我的切萨皮克—大西洋铁路股票的原因。他开始出清他的姐夫在这个股票和其他一些股票上的一部分投机性持仓。

当然，当阿尔文·马昆德过世的时候，遗产处置者需要出清他的投机性和半投机性头寸，到那时候我们已经进入熊市行情了。丹尼尔用那种方式捆住我的手脚，给遗产处置者帮了一个大忙。当我说我是一位很大手笔的交易者的时候并没有夸大其词，我知道丹尼尔·威廉森清楚我在1907年熊市行情里成功的操作，要是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承受不起这样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保持当时的势头，就能够赢得足够多的利润，等到他力图出清阿尔文·马昆德的遗产的时候，我已经能够数十万股数十万股地交易了。作为一位活跃的空头，我可能给阿尔文·马昆德的遗产继承人带来千百万美元的损失，而阿尔文·马昆德留下的不过2亿美元多一点儿而已。

对他们来说，先让我背上债务，再帮我偿还债务，这样做的成本要比让我到其他某家营业厅在空头一边活跃操作的成本便宜得多了。我本来恰恰是要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出于高尚操守所要求的感恩图报，我决不可能受制于丹尼尔·威廉森。

从此我总是把这段经历视为最耐人寻味的一段往事，它也是我作为一名股票作手的所有经历中最倒霉的。作为人生的一课，它让我付出了昂贵得不成比例的极高代价，它把我东山再起的时间拖后了好几年。我还足够年轻，可以耐心等待得而复失的那数百万美元重新回到自己手中。然而，让你受穷5年，那也是相当难熬的漫长岁月了（图l3.1a-c）。年轻也罢，年长也罢，都不是什么好滋味。没有游艇的日子还可以忍受，然而，市场没有行情，没有机会卷土重来，那可就太受煎熬了，我丢失的钱包就在我鼻子底下，这样一次一生中最大的机会竟然被我错过了，就是不能伸手去够着它。丹尼尔·威廉森，厉害的角色，他们把他造就得油滑练达、老奸巨猾、城府阴森、无所顾忌。他能琢磨，有想象力，有本事看穿任何人的薄弱环节，进而冷血地算计它、利用它。他算计到我的弱点，很快琢磨出如何对付我，以达到把我削弱至在市场上完全丧失攻击能力的目的。实际上，他这么对付我并不是出于他本人的金钱目的。相反，他的动机从外表上看来是极端善良的。他爱他的姐姐，马昆德夫人，而且当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对她尽到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