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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上升通道即将关闭？纯属胡说八道！

热度 13已有 841 次阅读2017-3-17 08:58 |系统分类:有趣的转贴

2月中旬，一篇题为《中国社会上升通道即将关闭，底层逆袭还剩多少机会？》的微信文章火了，其在首发公众号获得100000+阅读和7000+点赞，更被各种媒体广泛转载，而其提出的“阶层固化”问题，也再度引发公众讨论。

“城堡的大门刚刚关上”

“阶层固化”不是什么新鲜名词，老早就有。早些年，一篇题为《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火遍网络；2016年6月，一篇题为《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亦刷遍朋友圈；同年8月，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荣获雨果奖，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分层”的大讨论；而《上升通道即将关闭》不过是对该名词的最新诠释，是这股思潮的又一次发作。

不过这次发作也有亮点，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模型，并用这个模型构建了一套逻辑自洽的解释。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将其总结如下：

作者把整个社会分为三层——城堡、外围、乡野，其中城堡里住着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权贵及其二代，外围住着通过个人奋斗进阶的中产阶级，最边缘的乡野则聚居着“手头没有任何资源的平头百姓以及迷茫无助的屌丝群体”，也就是文章标题所指的“底层”。此外，作者还以哲人般的口吻断言：“我们这代人刚好处在城堡大门刚刚关上的时代。”

对于凭什么判断“城堡的大门刚刚关上”，作者没有给出任何财经或社会学方面的论证，而是用一种文学化的手法写道：“城堡的第一功能，是防住别人再进来。所以先进来的人，会不断地增加城墙的高度，以阻拦尚未进来的人挤来摊薄自己的特权和福利。”“城堡总会住满，城堡住满了，吊桥就会升起。”

在作者看来，城堡里的上层靠制定规则和强强联合，就能巩固自身及其二代的地位，最不济的也能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成为中产，而中产和底层则很难向上一个阶级跨越。

他解释说中产的主体是专业人士，以服务上层和其他中产为生，是拱卫城堡的力量，但自身却很难进入城堡，因为成为中产的门槛是学历，而成为上层的门槛则是血缘。

至于“底层逆袭”就更没戏了。作者称，只有个别具有“天赋”或“美貌”的底层人能实现阶级跨越，其余人则至多成为底层阶级中的上层。他还引用古人“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的说法断言，“勤奋起到的作用最小”。

就这样，作者给外界熬了一碗浓浓的心灵砒霜，成功地传播了宿命论，并收获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

一套似是而非的鬼扯

中国社会正在分层是一个事实，但若说各个阶层已经固化，上层高枕无忧、中产和底层只能认命则属无稽之谈。

首先，上层并没有高枕无忧，不是靠制定规则或强强联合就能永远富有下去。《上升通道即将关闭》提到“阶层固化”思潮盛行的背景是资产价格的暴涨，也就是说文章所指的“上层”主要指富人，或称企业家阶层。但企业家阶层并不能靠制定规则闭着眼挣钱，而必须兢兢业业、如履薄冰。

近日，任正非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华为没有退休金，华为是没有钱的，大家如果不奋斗就垮了。”任正非讲的是很现实的，一家企业不管当下多么风光，都不会真正安全，诺基亚曾经多么风光，可如今呢？那种认为把企业做大就算拿到“城堡绿卡”的人，迟早会被请出“城堡”。

中小企业家则比大企业家的危机感更强。众所周知，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中小企业家的浮浮沉沉。如今，中小企业更是面临外贸下滑、成本上升，以及行业转型的巨大压力，2016年，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只有那些闭门造车的文青，才会认为城堡里的人高枕无忧，可以靠制定规则或强强联合世袭财富。

其次，中产阶级进入不了城堡，并不是上层排挤造成的，而是受限于自身能力和生活方式。做富人就要办企业，但不是学历高、懂专业就可以办好一家企业。马云的学历一般，更不懂代码，但他缔造了阿里巴巴。

李嘉诚说，“一个总司令，是一个集团军的统帅，拿起机关枪胜不过机关枪手，走到炮兵队操作大炮也不如炮兵。但做为集团军的总司令不要管这些，只要懂得运用战略便可以，所以整个组织十分重要。”

一个中产如果不具备这种组织能力，没有战略眼光，自然做不了企业家。但这不能怪城堡里的人，而只能怪自己。试想，把这样一个中产放在马云或李嘉诚的位置上，他能撑得了一天吗？

再者，中产也未必希望成为企业家。企业家要经常处于高负债状态，还要没日没夜地工作，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报道企业家、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甚至不记得女儿小时候的样子，也没有抱过，而其对手——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则至今（已经72岁）仍在几乎没有娱乐地工作，一年要出差200多天。这种压力和牺牲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受的，尤其是中产阶级。

所以，不能把中产进入不了上层解释为“阶层固化”，那只是一种自由选择。

最后，宣扬“勤奋无用”和“底层只能认命”更是危言耸听。勤奋怎么可能无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中产，哪个阶层不是勤勤恳恳，而对于底层，勤奋更是最后的资本，如果将之抛弃，就真得认命了。

所谓“勤奋无用”无非指一个人努力了半天，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时候，当事人应该首先检讨自己的方法，看自己是不是在蛮干，如果是在蛮干，再努力也不会成功。跌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倒后说根本就不该走路。

再者，宣扬“底层只能认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因为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预言往往会成真。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这辈子属于底层，他将从此自暴自弃，一定会成为底层，甚至将这种心态传染给子女，从而世代贫穷。

而一个底层青年如果认定自己不属于底层，他就会想办法脱离底层，只要能找到正确方法，他一定能脱离底层，实现阶级跨越。

宗庆后出身于一个南京国民政府的小职员家庭，中考时因“家庭成分”不好无法报考师范学校，从此在杭州的大街小巷卖煮红薯和爆米花。但宗庆后始终不认为自己命该如此，1987年，42岁的他承包了一家严重亏损的校办企业，之后努力经营，建立了娃哈哈集团，并三度成为“中国首富”。

这样的故事非常普遍。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小时候家里很穷，14岁辍学放牛，15岁跟着父亲卖水果、贩烟丝，是一个苦闷的底层青年。但他不认命，四处寻找机会，并勇于行动，结果到1975年就积累了6万多元，那时候连“文革”都没有结束！改革开放后，他又创立福耀集团，生产出享誉世界的汽车玻璃。截至2016年底，他累计交税127亿元，捐款高达80亿元。

像宗庆后、曹德旺这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逆袭成功的创业者还有很多很多，每一代都有。有种观念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是逆袭的好时候，现在留给底层的创业机会已经很少了，而事实是，现在的投资环境和市场需求都比前30年更好，更有利于创业。

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贫穷面前表现得颓废和软弱，而《上升通道即将关闭》正在鼓励这种颓废和软弱。

向“新世界”移民

这么一套毫无根据、害人心智的鬼扯，为什么会大行其道呢？

原因在前文已经提到：资产价格的暴涨催生了“阶层固化”思潮。换句话说，与其说公众是在抱怨“阶层固化”，不如说是在抱怨资产价格暴涨，尤其是房价暴涨。所以“阶层固化”是一个假概念，资产价格暴涨才是一个真问题。

那么，资产价格为什么会暴涨呢，尤其是房价？

一种主流观点认为，这主要是广义货币（M2）严重超发造成的。我国M2的增速一直远远超过GDP的增速，2010年之后，其增速更是赶日超美，领先全球。货币供过于求就会贬值，人们出于避险的需要，自然会把货币换成房子等资产，而大量人买房又会刺激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则又反过来刺激货币超发，形成一种循环。

这种循环之下，后买房者要付出数倍于早买房者的代价，导致生活压力陡增，生活质量恶化。而对于北上广深的“漂一族”，连参加这场竞赛的资格都没有，首付款就已让人心生绝望。

可是，错失买房良机真的意味着再无出头之日吗？

未必。

张勇是上海人，2007年加入阿里，在杭州工作。过去十年，杭州的房价涨了又涨，而张勇一套也没有买。可是张勇并不后悔自己没有买房，因为他的工作让他没有时间关注房地产，他一直住在酒店，起早贪黑地工作。在别人买房炒房时，他创造了“双十一”，缔造了天猫，并于2015年成为阿里集团CEO。2016年10月，他在母校上海财经大学演讲时说，最好的投资是不断挑战自我、投资自己。

赶上买房良机的人当然赚到了，资产短期翻了数倍，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人的房产是积两代人之力才拥有的，很多人的父母也是苦出身，靠不懈的奋斗为子女创造了今天的生活。而没有这样条件的人也不必灰心，毕竟增值的资产不只有房子，你也可以像张勇那样把自己培养成一位行业大咖，成为“富二代”的父母，让自己的孩子也能过好日子。

此外，相信“阶层固化”的人还忽视了钱的流动性。通过买房或购买其他资产暴发的人，其新增财富会用于新的消费和投资，这便是你的机会。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阶层固化”，而是“思维僵化”。有些人不能从一个变动的世界中发现机会，而把自身困境归咎于外界，整日怨天尤人，高喊——这个世界不公平！

这个世界当然不公平，也没有恩赐的公平，公平是自己挣出来的。要让自己获得更多财富，你得首先了解别人是怎么发财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当下的产业结构、状况是怎么样的，哪里有机会，哪里又是陷阱。

有些人既不了解这些，也没有了解的意愿。当别人研究买房资料时，他们沉醉于岁月静好；当别人选修经济学时，他们沉醉于岁月静好；当别人投身创业大潮时，他们还沉醉于岁月静好。如今，一个新世界正以势不可挡的力量，碾压他们“岁月静好”的旧世界，他们却突然发现自己束手无策，最终落得个“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苟且”。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那个旧的世界必将逝去，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到来。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决定，是跟随旧世界黯淡下去，还是移民到新世界闪耀起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挑战

很多人认识到了时代的巨变，也想成为新世界的一员，但却表示客观环境对自身非常不利，没有办法实现逆袭。主要的抱怨有两种，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总结如下：

一种抱怨是老一代企业家赶上了好时候，改革开放初期，只要胆子大、敢创业，很容易成功，因为竞争少，而现在是大众创业，竞争者到处都是，要想胜出极其困难。

这种说法听上去有道理，但却不是事实。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者在绝对数量上或许比现在的少，但那时候的需求和投资也少，而且竞争者不见得更少。比如80年代末，许连捷依靠安乐卫生巾在行业内迅速出头，结果刺激全国出现了四五千家卫生巾厂，花王、金佰利、强生等跨国巨头也趁势进入中国，许连捷面临的竞争压力陡增。追涨杀跌是人的本性，稍微赚钱的行业都会涌入大量竞争者，一个创业者能不能胜出取决于自身实力，而非竞争者的数量。

此外，老一代企业家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比现在的要糟糕得多，有时连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1980年，鲁冠球带队参加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推销自己生产的汽车传动轴与驱动轴的连接器——万向节。不料，他们却因为“乡镇企业”的身份被拒之门外。但鲁冠球没有抱怨，而是在会场外摆起摊位，同时派人到会场内打探消息，对比别家产品和自家产品，分析客户心理。后来他发现客户对价格很敏感，便以低于场内20%的价格出货，一举斩获210万元大单。

不公平竞争还是小事，有时还要面临无端的法律风险。1986年，曹德旺与福清高山镇政府合办的异形玻璃厂生意红火，但曹德旺却因此陷入到一场官司。当时，镇领导班子里的一些人举报曹德旺有“经济问题”，而且“十分严重”。这些人被性情耿介的曹德旺得罪过，非要告倒曹德旺，他们先是在镇政府告，不成又告到福州市，不成再告到福建省、中纪委，最后被北京的领导大吼“胡闹”！

今天的创业者基本不用再面临这样的不公平竞争和法律风险，只需要把产品和服务做好。并且中国市场的竞争没有媒体鼓吹的那么激烈：一方面，我们的市场体量巨大；另一方面，很多行业几乎没有展开真正的竞争，都在扎堆做那些最低端、最容易的活计，有一些行业甚至还在靠忽悠赚钱。创业者应该致力提升行业竞争水准，实现消费升级，而不是抱怨低端竞争者太多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也面临一代人的挑战，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是每一代创业者的生命主题。试想，假如鲁冠球当年灰心丧气地退出展会，假如曹德旺当年打完官司后甩手不干了，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今天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另一种抱怨是当前经济形势不好，“资本寒冬”已至，“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恶化了外贸环境，国内楼市的暴涨则挤压了实业投资，并推高了各项成本……总之，生意没法做了。

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说，“宏观是我们必须承受的，微观才是我们能有所作为的地方。”当前的经济形势当然不好，但它不是对你一个人不好，对你的竞争对手也不好，而这种不好的经济形势会帮助你淘汰大量竞争对手，使行业内各要素（人力、设备等）的价格大幅下降，使你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升自身竞争力，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所以，创业者唯一要担心的是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而不是经济形势好不好。经济形势再好，也有破落户，经济形势再不好，也有成功者，就算打起仗来，也是有本事的当将军，没本事的当炮灰。对于个体而言，任何时代都有逆袭的机会，关键看你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把当下的中国说成是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是错误的。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相比，当下是最不“阶层固化”的一个时期，尤其是跟文青们怀念的80年代相比。

1988年，路遥出版了现实主义小说《平凡的世界》，描写一个农村青年孙少平到城里打工。孙少平有理想、有知识、有热情，是那一代底层有志青年的代表，他所遭遇的“阶层固化”可比今天的严重得多，今天的社会让底层逆袭更容易了，而不是更难了。

现在广大农村已经普及智能手机，一个农村青年完全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与城市青年，乃至富二代完全相同的资讯。问题在于，这些青年在用智能手机干什么，是看娱乐、八卦、玄幻小说，还是在学习财经、专业，提升自我。

当下，一个底层青年改变命运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逆袭”不等于从最底层到最上层，马云就不是。成为巨富之前，马云是一个中产，他在杭州市长大，年轻时去过澳大利亚和美国，创业之前已经买房，也就是著名的湖畔花园公寓，创办阿里时，他自筹50万元启动资金，而且积累了一些政商人脉。

一个底层青年不应该幻想一步登天，而应该让自己首先成为一名中产或小企业主，然后再向更高的阶层跨越。

中国社会已经“阶层固化”了吗，底层还能逆袭吗？这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